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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廉之--李宏塔
作者:佚名 信息来源: 点击数:4926 更新时间:2007-09-25
采访李宏塔,是一件很困难的事,因为他太忙了。六月上旬一个雨后的下午,直等到暮色降临,他才回来……
    革命家风
    李宏塔出生于1949年5月。那时,他的父亲李葆华任北平市第二副书记,正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奔忙着;母亲田映萱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党委工作,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。李宏塔出生才19天,就被送进了一家市民托儿所,直到6岁才被接回家。李宏塔在家排行老三,上有哥姐,下有弟弟,平时,父母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,从来没有给过他们一点特殊的照顾,使李宏塔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平民意识。
    六十年代初,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,李宏塔随父到安徽读书。李葆华一反当时的政治风气,坚持对事不对人,使许多问题在宽松的环境中得以改正。为4000多名被错划的右派平反。这在全国是敢为人先的举动。他还在安徽放开农贸市场,允许农民在完成征购后将粮食拿到市场上销售。李葆华的生活十分简朴,平常上班,都是穿普通服装。因为他经常下乡、下厂,有人便说他微服私访。李葆华因此得了个“李青天”的绰号。父亲那轻车简从、埋头苦干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,为青少年时期的李宏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    李宏塔至今记得,一天,有人给他家送去几袋新疆葡萄干,正值少年的李宏塔拆开一包就吃。李葆华下班回到家中发现后,立即对他进行教育:“要记住,我们只有一个权利,为人民服务。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,这不是共产党人干的事。”随后,他让家人把葡萄干退回,宏塔吃掉的那一包,也折价一同退款。
    三年困难时期,李葆华家里的生活十分清苦,饭桌上根本看不到荤菜。李葆华常对家人说:“当人民群众温饱难济之时,干部的生活也必须艰苦,不允许搞特殊化。生活中有许多东西在变化,但有一样东西永远不能变,那就是共产党的宗旨。这一点如果改变了,那就不是共产党了。”
    父辈的这些生活点滴琐事,潜移默化,注入了李宏塔的灵魂深处。在温暖的革命家风熏陶下,李宏塔健康地成长着。
    1966年,16岁的李宏塔中学毕业后报名参了军。临别的时候,李葆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:“要准备吃大苦。不能吃苦,就不能成人!”到部队后,李宏塔被分配至江苏河口农场,当了一名农垦兵。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,他犁田、播种、插秧、除草、沤田,样样都干,不怕苦不嫌累。那时,李宏塔身高体瘦,战友们便给他起了个外号“大虾”。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位“大虾”,却在艰苦的劳动磨练下,身体变得健壮结实,一肩可以挑起100公斤的重担。在部队三年,他被评为劳动能手、神枪射击手、万米游泳能手。
    1969年4月,李宏塔从部队退伍,分配到合肥化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。当时的化工厂技术条件比较落后,有害气体腐蚀性很强,要带防毒面具上岗。第一天晚上,班长老包带领青工小费上班,让李宏塔跟班学习。到了深夜,小费睡着了,班长忙不过来,李宏塔就积极参加操作,当老包的助手。班长很高兴,说:“第一天就动起手来,真不错。”由于李宏塔积极肯干,很快成了厂里的骨干。班长老包成了他的老师、好友,而且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    1973年10月,厂里推荐李宏塔上大学。三年很快过去,李宏塔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后,仍然回到了原单位,当了一名技术员。由于突出的工作成绩和实干精神,李宏塔被推荐为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。1978年9月,李宏塔被任命为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。1980年5月,任共青团合肥市委书记、中共合肥市委常委。1983年10月,调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。
    李宏塔依靠自己的勤奋苦干和聪明才智,一步一步从基层普通职工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。有谁知道,这其间他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呢?
    位子和“私家车”
    1987年,38岁的李宏塔已经到了离开共青团的时候。组织部门征求意见时,李宏塔毫不犹豫选择了省民政厅。他说:“我就是想找一个干实事的部门去工作。民政尤其实在,是直接给老百姓办事。”
    李宏塔如愿来到安徽省民政厅,在厅领导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8年。期间,有许多人为他得不到升迁而“打抱不平”,可他自己对此却泰然处之。他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限,升与不升都没有什么,只要能够为百姓工作就心满意足了。
    说实话,李宏塔多年未提拔,有客观的原因,也有李葆华的原因。李葆华在世时,从不为子女的升迁打招呼。每当子女所在省里的领导前来看望他时,他反倒是请他们一定要严格要求他的子女。李葆华的做法等于帮了“倒忙”,不“入时”,也更少见。
    对于父亲的帮“倒忙”,似乎是他意料中的事。他在省委、省政府任何一位领导面前,也从来没有提起过自己的职务问题。
    在安徽,身为厅级领导干部的李宏塔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是出了名的。厅里要安排小汽车接送,他笑着说:“我还是骑自行车方便。”就这样,他20多年如一日,无论刮风下雨,都坚持骑车上下班。有人曾提醒他说,你不坐车,别的副厅长咋办?李宏塔说:“咱这是锻炼身体,并不影响别人坐车,干嘛非要步调一致呢?”他依然“我行我素”。在平时,他也从未因私而用过单位的汽车。
一天,厅里一位同志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,便问他:“你怎么不骑车呀?”他说:“车子放在楼下被偷走了。乘公共汽车人太多,还是走路舒服。”当地有记者采访他,他轻言细语地笑着说:“骑车上下班这事太平常了,没什么好说的。我父亲当年在北京,每天从家里到人民银行上班都是步行。”
    久而久之,在李宏塔每天必经的长江路、六安路上,交警都知道这位高个、魁梧、满头灰发的中年人是民政厅的厅长,敬意油然而生,见了面总要跟他打个招呼。
    这与家风的熏陶是分不开的。一次,李宏塔与省社科院的一位同志去北京开会,下了火车,他们拎着资料去挤公共汽车。社科院的同志调侃说:“我以为跟着个当官的能蹭车呢,敢情还不如我到北京,找个单位就可要辆车。”李宏塔笑笑没答话。社科院的同志又问道:“那我们回去你爸该用车送我们了吧?”李宏塔说:“趁早别想,他老人家的车我们可不敢‘妄想’。”
    采访中,李宏塔的爱人介绍,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,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,穿坏了5件雨衣、7双胶鞋。随着年龄增大,2003年他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,自己还笑称是“与时俱进”。
    这么多年来,李宏塔的平民意识一直没有改变,他把骑自行车当成了一种体察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最好方式,他要让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境界都不脱离人民群众,当一个真正为人民办事的党员干部。
    五十多平方米的房子
    说起李宏塔家的房子,更是故事多多。
    前几年的一个晚上,曾有记者敲开了李宏塔的家门。踏进门槛,只见一个约8平方的门厅出现在眼前,一张长方餐桌占去了门厅的三分之一,那餐桌用手一撑便有些摇晃。一台老式吊扇在头上慢条斯理地转着。家中的床与柜都是20多年前结婚时买的,尽管有开裂的、脱漆的,他们依然舍不得丢弃。李宏塔说“那都是正经木板做的”。在另一间房里,刨花木板的组合柜、写字台以及电视、书柜把房间挤得满满当当。一组三人沙发因地方太小被分开放置。李宏塔风趣地说,这样正合适,谈话可以面对面了。由于房子太小,家里的电视只有20吋。李宏塔幽默地解释:“我就喜欢小电视,清晰度好。”
    安徽省政府1982年对干部住房标准有过这样的规定:“地、市和省直厅、局级以及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,每户建筑面积70至95平方米。”可是,1981年就已是副厅级的李宏塔,1984年却搬进了55平方米的两居室,而且是位于楼房的最西边,冬冷夏热。他们一家三口一住就是16年。这期间,李宏塔调到省民政厅,曾先后4次主持厅里的建房和分房工作,分房近200套,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。厅里许多同志说:“不管哪一次,他要一套新房都是合情、合理、又合法的。”但是,每到分房时,李宏塔看到房少人多,就按照老规矩办,先群众、后干部,而且是“后”到每一次他都没住上新房。1998年,是国家最后一次福利分房。这一次,李宏塔有过思想斗争,可是到分房时,他看到许多年轻同志住房较差,需要改善,狠心放弃了这最后一次机会。
    直到2000年,在省里不少同志的“告状”之下,有关部门给李宏塔补差了一个小套,且是临街的楼房,人来车往,噪音特别大。李宏塔只好让儿子去住,他们老两口仍住原来的房子。
    作为厅长的李宏塔,其一家人的生活不应该如此清贫,只要他稍微表示一下,或者用手中的权力稍稍为自己安排一下,哪怕只是得到他那个级别应该得到的,他一家的生活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。但是李宏塔却固守清贫,而且心甘情愿,没有丝毫其他想法。这不禁使人想起他的祖父李大钊,为创建北京共产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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